这样的平价粮政策,每年复核一次。家庭收入已经脱贫的群体,将不再享有平价粮配额。因为户籍的改革,让平价粮的发放比较准确。所以平价粮的价格再度降低,过去是每石平价粮的价格1两白银,相当于是1.2元。如今价格则下降到了1元。而正常的粮价,则是1.8元。
相当于享有平价粮政策的低收入群体,一户六口之家每个月消耗一石粮食来算,每个月可以省下0.8元。省下来的这0.8元,不论是拿去租房子住,还是拿来买衣服什么的,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都是比较大的购买力了,正常生活就有所保障了。
粮食显然是当前普通民众最大的支出项目,平价粮显然能让底层百姓日子好过不少。
除了平价粮的政策,还有低保户政策,也开始在北直隶施行。残障人士、孤寡老人、孤儿等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体,朱由校也都陆续做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政策。
这一系列的政策,基本上就是先保障饿不死人,不会有因为吃饭问题走上绝路。
但是要说发家致富,那显然还差得远。就算是皇家资本给正式工开出的工资都很低,每个月三元的工资,比以前是多了。实际上这收入依旧低得很,人口红利明显非常惊人。皇家资本旗下的各个公司尽管有住房福利,但房子值几个钱?
这年头朝廷没有收取高额的土地税收,郊外那么多的土地,随便都能盖。一户七八个人的家庭,只要平时勤快一些,努力个几年,盖个砖墙结构的四合院问题不大。这种一层的建筑,又不像富贵人家那样要雕廊画栋,成本又能高到哪里去?
所以住房福利并不算什么高额支出,医疗成本也不高,中医的成本主要是诊金,药费看怎么开,贵有贵的药材,也有便宜的药材,疗效一般没有多少差距。这年头的中医,总不可能像后世医院的中医那样,随便一个上火,就开出十几种清凉降火的药材,怎么贵怎么开。
大明这么多的人口,庞大的人口红利平时跑到哪里去了呢?
农业生产显然用不上那么多人,工人阶级平时除了生产各种商品外,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建设活动,实际上就是给富人修房子、园林,以及打造各种家具。
反正权贵阶级,是怎么舒服怎么来,穷奢极欲的不在少数。
大量的劳动力被用在了个人享受的建设活动上,人口红利被权贵阶级大量压榨,变成他们享受的工具。
钱并没有用在社会发展之上,更没有用在普通百姓身上。以至于有钱的越来越有钱,没钱的越来越没钱。如今北直隶经过朱由校这么一番收刮,以及各种发展性的建设活动,情况正在好转。
因为平价粮开始采取配额制,政令公布之后,北直隶各地城镇的黑户,纷纷跑去民政局登记户籍。
整个北直隶,各地最忙的衙门,就属这刚成立的民政局了。
经过一番统计过后,得出了一个让朱由校瞠目结舌的人口数据,仅北直隶就有人口150万人。
这样的数据统计上来,朱由校顿时吸了口冷气。1500万啊!一个河北如此多人。那全国各省算下来,会有多少人?
人多则资源不足,资源不足则会动乱。
太平盛世,大概三十年人口就会翻倍,如果是流行早婚的地区,二十年就能增长一倍,历史上大明国祚270余年,期间出现了多次盛世,例如刚过去的‘万历之治’,也是一个极为繁荣的盛世。
西方人有一个‘人口陷阱’理论,即人口一旦增长到一定程度,超过了承受范围,就会产生动荡。
而在清代太平天国期间,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,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于中国的“人多”,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人们的情理所能接受的减少人口的措施。他的中心论点是:“世乱之由:人多(女人多,故人多)。人多则穷(地不足养)。”他判别“人多”的主要依据是“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”,而他的家乡徽州人有“喜人多婚早,每十五六皆嫁娶”的陋习,“故二十年即加一倍”。“地不足养”即人口的绝对过剩。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:“人多之害,山顶已殖黍稷,江中已有洲田,川中已辟老林,苗洞已开深菁,犹不足养,天地之力穷矣。种植之法既精,糠核亦所吝惜,蔬果尽以助食,草木几无孑遗,犹不足养,人事之权殆矣。驱人归农,无田可耕;驱人归业,无技须人。皆言人多,安能增益?盖一亩不过一农,一店不过数人,今欲以百农治一亩,千人治一店,如何其能?”
还认为因为“世上女人多,世乱之由也”,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,除了对“乱民”的屠杀政策外,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,如推广溺女之法,施送断胎冷药,严再嫁之律,立童贞女院,等等。
汪士铎这种认识,在朱由校看来是正确的,但是解决方法却是错误的。
毕竟眼界不同,朱由校穿越前的地球,人口已经超过七十亿了,照样养得活。女人多的认识,说对也对,说错也错。起码在朱由校看来,女人是一种紧缺的社会资源。如果缺少的话,必然很多男人打光棍,虽然对控制人口比较有效果,但是社会问题比较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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