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二年,自沈潅上台,成为内阁首辅,内阁开始在北方各省持续的进行人员调整,大量拥有基层行政经验的官员被提拔了起来,同时开始在北方各省推广保甲制,并对徭役进行了整顿和改革。
正月,内阁出台《徭役法案》,规定徭役的征调只限于百里之内,出工至多不得超过二十天。,超过百里距离的徭役,建设项目必须申报朝廷进行审批,避免百姓长途跋涉之苦。
徭役通常要百姓长途跋涉,所以说明王朝尽管农业税不高,但是徭役却是比较重,这也是那么多百姓隐匿户籍的原因。
同时还规定,百姓原则上都必须赴役,但实在抽不开身的,也可以交钱不去,但是折钱却提高到了每日二十文。地方官府拿到钱,必须再另行雇工补上缺额。
徭役制度之所以崩溃,主要是百姓交了钱就可以不去,而且有的地方只要交个二三十文钱就可以不去了。有人这么干了,其他老百姓看了也就不平衡了,他们交这么点钱就能不去,那咱们为什么不交点钱不去?
那么点钱,官府拿到之后又能做成什么事情?最后这些钱大多不都是被贪污了。在没有官方徭役组织百姓修缮水利的情况下,北方各省的水利自然就越来越差,抛荒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。
现在都必须要去,不去的话,能交得起那么多钱,自然都可以不去。二十文钱一天的折算,官府也能雇得起工人。
最后一条就是规定,百姓徭役过程中出现工伤、死亡事故,官府也必须给予赔偿。所需钱粮,从田赋中支取。
此次内阁出台《徭役法案》,就是针对当前的问题进行的改革。
内阁接着又改革了官员考核标准,将水利修缮、保甲推广力度纳入主要的考核项目。此时北方的本质问题就是水利年久失修,能把地方水利修好,能推行保甲防范匪盗的官员就是有用之才。
同时还改革了京查,从原本六年一查变为三年。每逢巳、亥、寅、申之年京查一次,新增的寅申京查为小查,原本的巳亥京查为大查。小查即地方上有功绩的官员,先记录在案,一般不进行职务调动,避免流官现象太过严重,导致地方行政反复无常。而有过官员则进行撤职。巳亥大查,则是对庸碌无为的官员进行撤职外,还将对有功官员进行提拔。
明代京查放在巳亥之年,是比较有深意的。因为巳亥相冲,为驿马之年。如果一个人的八字中,四个生肖中有其中一个生肖,那么碰上另外一个就会相冲,冲动则意味着变动。
寅申同样也是驿马年,与巳亥同为‘四长生’,是为木长生于寅,火长生于巳,金长生于申,水长生于亥。
巳亥相冲、寅申相冲,冲则动。
命理中的规律就是,碰上相冲之年,一般都会产生一些变动,例如出远门、搬家,同样也包括官场的升降变动。
在这种动荡之年进行京查,运气衰的官员绝对是倒了血霉。但过去只有‘巳、亥’京查,有些官员的八字里没有巳、亥,京查对他们的冲动力度并不大。可是内阁突然搞出一个‘寅、申’京查,顿时让一些官员叫苦不迭,同时也让一些官员兴奋不已。
这些官员多少也懂得一些命理,自然知道‘寅申’京查的威力,有些运气衰的官员,自然是感觉完蛋了。而那些碰上寅申之年运气不错的官员,自然是十分高兴,只要努力做点政绩,到时候升官可能性极大。
小查和大查的区分,更多是对地方行政的一把手设立的制度,中国自古以来便是‘流官制’国家,这种制度有一定好处,但同样也有恶劣的地方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,同样也是流官制。流官制的恶劣之处,二十一世纪同样也普遍存在。例如这个领导主政地方的时候,都会提出一个大大的口号和目标,从而以求做出政绩。结果政策实施下去不到几年,这个领导调走了,换了一个领导上来。结果新领导一上台就把过去的政策给否定了,又提出了另一种发展策略。
结果折腾来折腾去,搞出很多虎头蛇尾的玩意,简直劳民伤财。
新的京查制度尽管是三年一次,但是地方一把手只要做得不错,一般都将会干满六年再行升迁,避免流官过于严重。
沈潅的改革得到了朱由校的大力支持,这天沈潅将第一批官场人员的变动名单呈交给了朱由校。
名单中,北方各省不作为的主政官员几乎被撤了大半,也不是削职,而是被调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上。同时提拔起来的官员,几乎全是有基层行政经验的县令。
这样的名单放在朱由校面前,朱由校见变动较大,于是让锦衣卫和东厂分别去核实了一部分。
魏忠贤过了几天就汇报称,“皇上,奴婢让东厂查了一下,沈首辅的名单中,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。”
魏忠贤和沈潅关系不错,朱由校自然也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田尔耕那边的汇报就慢了五六天,显然做了更为深入的调查。
“启禀陛下,微臣派人调查之后。那些调职的地方官员,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作为的。而沈首辅提拔的基层县令,在地方上大多颇有名望,受地方百姓称赞。”田尔耕上报道。
“好,辛苦爱卿了。”朱由校得到锦衣卫的调查结果,顿时放心了下来。确定沈潅不是在通过官员的升降来结党营私,朱由校于是立即通过了沈潅的这份人事调动名单。
明末的官场尽管贪腐严重,但也不是没有愿意为百姓做事的官员。任何时期,都会有一群想要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官员,这种情怀是一些官员天生就有的,这涉及到性格问题。尽管这些官员,很可能也贪污,但是他们存在于这种贪腐严重的大环境中,要彻底干净那自然是不可能,只是他们同样也对地方管理比较上心。
另外这个时期毕竟是儒家文化流行的时代,儒家文人尽管出了不少书读得太多,变成反动派的。但也有不少文官,还是有一定的休养和情怀的。
要想发现这些官员也很简单,到地方上找老百姓聊聊天就行了。对于那些基层官员来说,显然不可能像李三才那样欺世盗名,因为没那个资本。他们在地上乱搞就必然会有民怨,而为老百姓办了实事,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好名声。
这些身上正能量为主的官员提拔上去,效果绝对是立竿见影的。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,碰上一个认真做事的上官,下面的官员也不敢糊弄了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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