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然最切于民生乃‘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’。老百姓唯有吃饱肚子，身上有衣服穿，方谈礼节荣辱。”
终于另一名士子言道：“你方才说的都有道理，但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可。难道普天之士吃不饱饭就不知礼节了吗？如此只要有人吃不饱饭就可以打着这一句话的名义起来违上了？如此纲常何在？君臣何在？社稷又何在？”
“那位不食嗟来之食最后饿死的乞丐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？此言固有几分道理，但不可以用来经纬国家。”
另一名士子继续以应答方式对曰：“此言至圣先师难道不知吗？在论语中，至圣先师提及管子有四句话，除了一句批评管仲器小，奢侈，不知礼，其余三句都是称赞管子的。”
另一人则道：“其实你我也看得明白，圣人对于管仲的评价就是私德有亏，但却有大功，可是论起来不如周公，不如三代圣王。”
“我今日论此不是来争管子之地位，而是争管仲是否是我儒门先贤。你说私德有亏，不可为圣贤，但子夏曾言，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“难道一定要归于三代才是儒家圣贤吗？管子之变法也是兼顾厚民与富国强兵。只要是厚民，以苍生为怀，就是达到了一个仁字。至圣先师不就说了管仲如其仁，如其仁。咱们儒门可是以一个仁字贯穿始终的，由此可见管子乃我儒家一派。”
文章写得很浅白，这也是新民报的风格，方从哲常常让经过六年义学学堂毕业的贩夫走卒读新民报上的文章。
这就如同白居易拿诗念给老妪听一般。
其中那句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可谓深得人心，比起士大夫们动则说教，这句话老百姓更能接受。变法的道理讲一万句，都不如比先让老百姓吃饱喝足来得实际。
两名士子还在最后以如此争论收尾。
“厚民爱民与富国强兵相左，一个儒家之说，一个法家之学，又如何能融会贯通呢？”
另一人道：“厚民与富国非一左一右，而是同舟共济。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老百姓不富，朝廷又如何能富，先富百姓，才能富国家。”
新民报刊载的管子学说在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这一次不仅是读书人，连下层百姓也深受鼓舞。
由下至上，水到渠成之势，也在酝酿之中。
当然不少士大夫们质疑林延潮是否能说到做到，毕竟现在事功学派还未以实事见功。而原先厚民的番薯之策，反被王锡爵送给了他另一门生李三才。李三才也凭此功比原先早了三年出任淮督。
对于事功持有反对意见的大部分还是老儒生，大部分读书人以及举子们都是务实的（不会与自己的功名过不去）。
管子一书在京中大卖，不少读书人们顺应科举风向专研起管仲的经世致用之学来。
这一年大比。
事功学派此时气势如虹，林延潮此刻如日中天，作为他的门生一朝及第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
由此推动之下，管仲辩儒之事，日渐成为人心所向。
林延潮也因科举事，而身负海内之望。不少人认为林延潮会趁势进行变法之事。
万历二十六年二月，文渊阁值房中。
张位因上疏天子请皇长子婚冠之事，而遭天子训斥。
张位为何在此事上触怒天子？因为已是万历二十六年了，皇长子已经十八岁了。
自明朝开国以来，从没有一国储君晚婚晚育至此。
群臣逼迫下，张位也觉得难辞其咎，于是上疏天子请求为皇长子先行冠礼，次年再行婚礼。
张位本以为凭去年朝鲜退倭之功，银币改革之事，能够打动天子看重，再大不了石沉大海（留中）。
但不知为何天子这一次却下旨以另外一件小事训斥了张位，指责他不恭。
张位于是上疏请辞。
张位走了，内阁就是林延潮主事，天子当然不准。
林延潮与沈一贯商议了一阵国事，很多地方二人看法不一致。
林延潮自认为现在的政见已是保守的了，但没料到沈一贯却比他还要保守。
如此就商量不下去了。
阁吏给二人奉茶后，沈一贯忽道：“林阁老，沈某近来读宋史蔡京传有所得。蔡贼在位时遍行所谓的厚民教养之政，于州府县设居养院、安济坊和漏泽园，其制十分完备。”
“然后又于崇宁年间大力兴学，不仅在全国遍设学校，还设算学，书学，画学，罢科举以学校取士，这兴文教之事，古今没有一位宰辅当政能与他相提并论的。”
林延潮心知，沈一贯这是在指着和尚骂秃子。
“你道蔡贼没有相才否？不然也，当年王安石当国常感叹天下无才可用，言自他之后，唯有王元泽，蔡京，吕惠卿可以持政柄。”
“然蔡贼谋国，却为了邀宠固位，投上所好。蔡贼真欲媚上否？宋徽宗曾五罢其相，蔡京每闻宋徽宗欲将其退免，辄入见祈哀，蒲伏扣头，实无廉耻至极。后蔡京不得不敛财供上挥霍，结党以自保。”
“蔡贼为相日熟，宋徽宗不知其奸吗？然而已离不开他敛财。朝廷虽富裕，却失了民心，才有了靖康之事。林阁老，此为前车之鉴，你之相才吾所不及也，但如何有才干也当仰天子鼻息方能有所作为。为人臣者庸而误，误小，以奇而误，误大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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